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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5-04-22 06:32:12 | 作者: bob官方体育
2025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举行，现场星光熠熠，众多科技巨头纷纷现身，马斯克也在其中。
当特朗普在演讲中提及要派遣美国太空人将国旗插上火星时，站在一旁的马斯克显得极为兴奋，一边鼓掌一边对着镜头竖起了大拇指，其对太空探索计划的期待之情溢于言表。
随后，马斯克登上第一资本体育场的舞台发言，他兴奋地表示：“你能想象美国太空人首次将国旗插上另一个星球会有多棒吗？” 已被任命主掌政府效率部的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我们会把政府效率部送上火星。”
在演说过程中，现场气氛热烈非凡，群众大声高喊 “伊隆、伊隆、伊隆”，马斯克也热情回应，高喊 “我爱你们”“我会为你们竭尽全力” 。
然而，就在他接受欢呼时，却做出了一个引发轩然的动作。他先是两度把手放在胸口，随后伸出右臂、手心朝下，这一个动作与纳粹礼极为相似。
这一画面被镜头捕捉后，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瞬间点燃了网友们的讨论热情，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引发了广泛争议。
如果说第一次抬手还能用记者抓拍角度不对来解释，那五秒钟之后的第二次，可是妥妥的标准至极的纳粹礼，完全不存在角度问题造成误解的可能。
“纳粹礼”，又称 “德意志礼（der Deutscher Grueszlig）”，其动作规范为高抬右臂 45 度，手指并拢向前伸直，掌心朝下 。
1922年墨索里尼以“法西斯”命名自己的政党，并采用“束棒”作为党徽，实行专制集权统治，宣传法西斯国家至上论和种族主义，认为法西斯国家或“优等种族”的对外扩张是合理的和必然的。
到了纳粹德国时期，鲁道夫・赫斯率先使用这个手势向希特勒致敬，此后便被纳粹党广泛采用。
1944 年，希特勒更是下令国防军在所有场合以 “纳粹军礼” 取代之前的标准军礼，至此，“纳粹礼” 在德国社会全面普及，上至政府官员、军队将领，下至普通民众，在各种集会、活动中频繁行此礼。
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纳粹礼” 被赋予了多重含义。它象征着希特勒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纳粹党党员和民众对希特勒无限崇拜与绝对服从的体现，同时也代表着人们决心沿着希特勒所指引的方向，为所谓的雅利安人胜利而斗争。
二战时期民粹政治家比过去所有的偶像事物都强大，因为电影明星、体育明星、网红等其他偶像只能给粉丝们带来情感宣泄的渠道。
而民粹政治家还会给他们带来利益，也许还有伤痛和死亡，不过只要幅度适当，这种伤痛和死亡能更加进一步提升情感的力量，利益会强化政治家和粉丝之间的攻守同盟，而这种同盟能持续的激发他们的想象力，所以民粹政治家比其他各种偶像都更强大更有力量。
就像公元630年的某一天，一个男人进入了一所神庙，然后下令摧毁360座偶像一样——从此世间只有一个线年，就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前几个月，一个叫bund的美国纳粹主义政党，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组织了2w人，搞了一个nazi rally。全员穿着纳粹服装，举着万字旗，除了挂的头像是华盛顿而不是希特勒以外，那跟德国简直就是差球不多。
1938年被元首终结的奥地利陶尔斐斯—许士尼格政权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法西斯政权，但是究竟什么法西斯政权，又什么是纳粹政权，或者什么是纳粹主义，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恐怕很少有人说的清楚。在20世纪30到40年代，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奥地利到波罗的海三国，这一大票政权到底有哪些共性，和哪些不同，这一篇将简单的谈一谈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这种对立尖锐——左翼政党的领导人认为工人缺乏理论知识，反对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加入领导层。于是工联运动提出少谈些理论，多干实际在做的工作。在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眼里看来，这些精英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出身的领导人物中，一小部分是理想主义的傻瓜，绝大部分是在利用工会和工人运动牟利和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这些人迷恋代议制度，和形形的政客和金融家交往密切，并且各个越来越富裕，他们组织的工会组织是一个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已经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反正在成为上层社会用来控制工人阶级的新工具。
当工人运动内部发生分裂时，工业家和企业主们就看到了机会，工联运动仅仅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工作环境，而不要求成为企业董事，分享企业主权力。尤其是向克虏伯、法本、蒂森等大型现代化工业公司，它们都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工人工资只是企业成本中的小头，所以对工人让步能力更强，这些大型现代化财阀都成为了工联运动的赞助人。
这也是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俄国那种国家成功的原因，因为在俄国工业水平发展还有限，产业工人整体受教育的水平不高（所以列宁能在1907年成功的开展反工联运动），而且现代化工业公司大多数都是外国资本创建的，他们的企业主都是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瑞典人，不了解俄国，也没法和当地的工联运动达成同盟。而在发达工业国家，由现代化工业和工联运动形成的同盟可以轻松又有效对冲马克思主义。
在近代现代史上，民族主义的产生都工商业对市场的竞争有直接关系，19世纪前半期大多数表现为为反抗英国货而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后半期主要工业国如德国和法国则进一步要求争夺殖民地和世界市场（这也是怎么回事民族主义在英国难以兴盛的原因，当你满世界的开着炮舰推广自由贸易的时候，自然不需要民族主义助阵了）。
这种由工商业提出的经济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收到普通民众的赞同，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总是贸易逆差的话必然导致产业萎缩，就业岗位消失。但两者在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共同利益之外，也有不同利益纠葛。其中一个尖锐问题是移民或者外来务工人员上，如果你是雇主的话，自然希望能有更便宜的劳动力供应，但是作为受雇佣者，你则希望竞争越少越好。
所以对于工商业势力来说，经济民族主义有利有弊，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保护市场，但是也会推高工资水平，而且也有一定的可能导致其他几个国家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如果一个国家工资水平过高的话，一些劳动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就会失去竞争力，所以愿意赞助经济民族主义的必然是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这一点上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又和大型现代化工业公司达成一致。
当工联主义抛弃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之后，导出经济民族主义就是必然的结果，而当工联主义衍生出经济民族主义时，它的受众也得到扩大，变得更势不可挡，这在希特勒加盟纳粹党之前就已完成。早期的纳粹党只有一半是工人，其中大部分来自铁路，其余包括个体户、工程师、银行和零售的雇员、一些退伍兵和失业人员、还有意识到毕业就等于失业大学生、一两个作家、记者和中下层知识分子。
在希特勒加盟后，非工人阶级的成分发展的似乎更快一些，这并非是刻意推动的结果，左翼政党污蔑纳粹党是小资产阶级和的政党，完全是一种巩固自己在工人阶级影响力的政治策略，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就不攻自破了，因为事实在那摆着，真正阻挡纳粹党的是旧工会组织的存在，如果出现大量失业工会组织无法维持，那么纳粹党很快就在产业工人内蔓延开来。（奥地利也可以佐证这一点，一旦解散社民党工会组织，那么取代他位置的就是纳粹党）。
如果按照逻辑来推理的话，那么经济民族主义的继续发展，那么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的加剧，然后必然结果就是民族（或者称为种族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国际新秩序”，要产生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因为当时已能看得很清楚，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不是国家能解决的了，需要很多国家协调一致，如果不存在纳粹党所憎恨的“国际主义”，那么怎么组织国际秩序——所以给出的必然的答案就是，需要产生一个比其他民族国家更强大的民族国家，所有国家都害怕它，服从他，听从他的指挥。
首先，工联主义的首要对手就是社会等左翼政党控制的工会组织，而赞助这些政党的往往来自于商贸业、银行业、文化出版业，这一些行业都是犹太人大量聚集的地方，而赞助工联主义的来自于现代化大工业，这一些地方几乎是犹太人从来不出现的地方，所以工联主义认为犹太人是社会的盟友（这一点甚至大部分社民党人自己都不否认），敌人的朋友自然是敌人。
当工联主义又夹杂了经济民族主义之后，两者的矛盾就更激烈。因为犹太人往往是国际主义者，希特勒认为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都不一样，因为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以后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国家，所以注定犹太人是国际主义者，而国际主义者注定是民族主义的敌人，纳粹主义的世界观是这世界是一些列互相竞争的民族国家，竞争的结果是产生一个统治民族，而犹太的目的是建造一个由国际精英联合统治种族大杂烩——一旦这个目的达成，那么人类的历史就会终结，所有的中下阶层都要被以国际犹太人为受国际精英们统治，永无出头之日。
不过元首没有预测到的是后来有了犹太国以色列，不过这恰恰最经典的诠释了纳粹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正确性——那就是民族国家和国际精英统治是不相容的——在经历的半个世纪的蜜月期之后，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以色列也和国际犹太人分道扬镳，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指责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犹太人在资助的很多运动和组织都是在反对和丑化以色列。
希特勒认为存在两个国际精英组织，一个叫红色国际，是以莫斯科为后台的各国左翼政党；一个叫蓝色国际，是一个伦敦金融街为后台的商人和金融家，两者都是由犹太人领导的。
纳粹反犹主义，实际上包含了政治纠纷、民族主义与国际精英的对立，以及草根阶级对富裕的犹太群体的嫉妒。不过在当时德国很多中高级知识分子都支持纳粹的反犹主义。因为在知识和文化领域，存在大量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之所以成功，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种族对教育和进取心的重视，另一部分原因是犹太人的团结一致，每个犹太人都尽可能帮助自身的同胞，而且金融业、商业、政界、知识和文化界犹太人都抱成一团，互相支援，并且互相流动，所以犹太人不仅比德国知识分子升职更快，社会关系更广，更容易出名，生活也更富裕，一旦纳粹提出把犹太人从政府、大学和文化领域赶出去的口号，很难不让这些知识分子心动。
而且德国知识分子和英美知识分子不一样，英美建立大学是为了培养精英子弟成为优秀的统治阶级，普鲁士的腓特烈大王建立大学培养知识分子是为满足国家在智力和技术上的需要，所以德国知识分子是专业的，终生从事同样的行业。而在二战之前英美几乎不存在专业知识分子，科学要么是绅士们的业余爱好（比如牛顿和达尔文），要么是中产阶级用来智力取悦上流社会充当门客的手段（比如洛克和凯恩斯），后者如果足够出色，那么上流社会就会提供给他各种发财的机会，让他富裕起来，并且逐渐接纳为精英阶级的一员（这种宽容的流动性是英美精英社会统治可以长期的核心秘密）。
英美知识分子是非专业性的，他们也许今天在搞学术，每天就下海经商，后天在某财团当董事，儿子可能当律师并且从政，他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包括一个庞大的阶级关系网中，知识精英完美的嵌套在精英阶级内部；高级知识分子完美的嵌套在上层中产阶级内部。而在德国，一个知识分子一辈子都在从事学术，并且很大几率他儿子也是这么干的（所以犹太知识分子在英美的生活方式并不引人注目，因为所有知识精英都这样生活，而在德国则非常扎眼）。这些专业知识分子，虽然社会地位很高，但是生活未必十分富裕，看着同一阶层的商业精英纸醉金迷的生活，自然心怀嫉妒。从整个近代史上来看，专业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对自由资本主义不报好感，因为这样的社会鼓励贪婪、冒险，并让拥有更大关系网和更多财富的子弟比有更高智力的人更有优势，而知识分子习惯于审慎和节制，而且普遍没有一个有钱的老爸。
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国家、社会、集体这种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个体的人构成的一种虚幻的假象，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个人和个人主义，个人的幸福高于一切。这样就推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关于什么爱国、荣誉、民族等概念都骗傻瓜的玩意。第二结论就是，富人没有必要对养育他的国家以及这一个国家的穷人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因为人与人之间不相关的个体，国家也无非是承载个人的容器。
第十一条，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第十三条，我们要求将一切托拉斯收归国有。第十四条，我们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
第十七条，我们要求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制度，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的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
都是关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的体现，但是这个《纳粹25条》是当年希特勒和几个上了年纪的愤青们在慕尼黑一个啤酒馆里捣鼓出来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他们正在准备暴力革命。当1925年希特勒决定从事选举之后，就很大变化，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穷人，没什么钱，而选举需要大笔的金钱打广告、造势和供养一批领薪水的党务人员，希特勒光靠讲演的收入不够供养这么大的组织，所以必须有赞助人。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纳粹党一定要重视他们的赞助人们的意见，这些人都是大型企业主，所以纳粹不能把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主张实际化。
1930年纳粹党在选举中实现大突破之后，德国工业协会的巨头们和希特勒进行了一系列的绝密会议，会后工业巨头们决定全力支持希特勒。在这之前他们只是零零碎碎的给了他一点小钱，因为当时在还有很多其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党，比如民族人民党之类，他们比纳粹党的成分类似，但是态度要温和，而且大多都由绅士们领导，但是最后实践证明只有这个由草根愤青们领导的极端党派才最有干劲，而且最能抓住底层百姓的心理。
双方达成了什么协议，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些会议都没有留下任何纪要，但是从后来的德国体制上能看出一些端倪。工业巨头放弃的权利是承认国家的宏观调控，不得解雇工人；纳粹党放弃的主张是把25条里所有有关生产资料国有化或者社会化的主张全部束之高阁。然后工业巨头的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纳粹党，希特勒不仅用这些资金供养了一个庞大的竞选机器，并且还有一支领津贴的冲锋队，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在1930年和1932年之间，德国政府和总统兴登堡一直在讨论对纳粹党进行军事，但最后都被否决了，因为10国防军未必对付的了50万冲锋队和他们的政治盟友钢盔团。
如果不能够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那么纳粹只能在人的社会化上做文章，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一个民族共同体。”在纳粹统治下，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前所未有的提高了，工人阶级第一次可以像富人一样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和波罗的海度假，普通国民的健康水平大幅度的提高（这一点很多当时的记者都能清楚的看到，前线德国士兵各个高大挺拔，和英法士兵则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比如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提高义务教育水平。
在纳粹德国的经济体系中，对企业红利和出售企业的行为征收重税，而对企业盈利的再投资征收的税率则要低的多。这样的话，食利阶层就变得无利可图，因为如果你把企业盈利作为分红拿回家，那么绝大部分就被政府征收了，如果你想卖掉企业换钱去卖跑车和别墅，找个超模去加勒比海度假，那么抱歉，你的9成的钱会被政府拿走。
这就完美的实现了25条纲领中的第十条，“每个德意志公民的首要职责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个人的活动不许损害全体的利益，而应受全体的制约并对所有人有利。”第十一条，“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工人的工作是劳动，技术人员的工作是搞技术，企业主的工作是经营好企业，靠股息利润过活或者搞投机经营的资本家让他们饿死——这就是元首所要看到的德国社会，一个为了民族共同繁荣，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从事工作，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
我们不妨举一个反例——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这家当年由爱迪生创建的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但是现在他头上的光环都已经一一掉落，上世纪70年代时，通用电气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集团之一，但是80年代一个叫韦尔奇的人当政，他把大刀阔斧的裁员和卖企业，砍掉大部分研发项目，只留下一小部分高利润的业务，并把钱投入一些可以赚取块钱的行业，什么银行、金融、保险、房地产、开办对冲基金，还收购了美国最大的广播电网NBC，在他执掌通用电气期间，企业几乎所有的制造业业务，除了军工之外都萎缩了，这中间还包括通用电气引以为傲的电气设备。
但是他给股东带来每年超过20%的股息回报，所以当年他被美国资产阶级捧上了天。现在GE又提出了一个回归工业制造，实现回归工业制造的方式是收购韩国企业——曾经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商在用收购二流企业方式来回归制造业，多可笑的事情——说白了，通用电气所谓的回归制造业无非是个噱头，和当年的韦尔奇一样，今天的CEO也无非是秉承股东们的圣旨办事，当年股东说制造业不赚钱，韦尔奇就卖掉工厂开办金融，进军传媒业。
2009年金融业大亏损，股东又说现在还是制造业保险，于是又开始卖金融实物资产买企业，不过手法更加拙劣，当年韦尔奇收购的是第一流的金融企业，现在的通用电气在收购第二流的制造业企业。此公司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在未来十年内，它肯定会彻底衰败，然后反复重组，最后被分割出售，它又是一家被贪婪的股东们害死的大公司。这样的过程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让美国制造业全面衰败下去，让美国的产业工人成片成片的失业。
在18世纪自由主义者往往是新兴工业化的代表，而保守主义往往以旧的地主和教会为代表，后者和社会中下层经过长期的共生，往往关系更加融洽，他们畏惧贫民暴动，重视个人的声誉，这样这些旧绅士们看起来更温和和好说话，也愿意对平民做出更多经济上的实质让步。而新精英的暴发户们则相信一种庸俗社会达尔文主义，觉得自身在生物学上具有优势，口头高喊自由，却认为平民是应该淘汰的失败者。
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可以大学辍学去创业，因为他们了解他们的人生是没有风险这种东西的，如果生意失败，家里给他们写几封推荐信，他们又可以开启一段新的事业。这样在大多数时候，平民阶级除了一些不谙世事的小青年之外，绝大多数人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竞争中，都站在保守主义一边，就像1848年欧洲大革命时，农民们成功的帮助政府了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西班牙现代化大工业很少，民族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最终都要靠保守的地主和教会去赞助，所以比如要容忍保守主义的诉求，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等级森严，把维护社会等级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而在德国，绝大多数赞助者都是工业巨头，他们才不管你该不会是要建立无阶级社会，只要你不把生产资料国有化，那么他们财富就是最大的堡垒，即便社会的阶级拉平了，也是从十个阶级变成两个阶级，他们不在意聘用的经理们是出身贵族还是出身农民。以德国的为一个极端，他的社会主义占上风，要求拉平社会等级，而以西班牙为一个极端，他们最后选出的领导人是一个大地主出身的旧军官弗朗哥，其余的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意大利逐渐保守主义的影响递减，最后是德国。
最后它还和运动的领导人个人有关系——这个领导人是否是一个“不可腐蚀”的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很快乐，有一大堆拍马屁的人员很得意，最后跟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领导阶层都会面临腐化，这一点无论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还是德国的纳粹党都能够正常的看到这一点。他们之间的速度有很多不同，如果最高领导人是希特勒那样的不可腐蚀的人，那么他就对整个组织有一种约束作用，如果他是墨索里尼的那样的享乐主义者——罗马花花世界里的的快乐王子——那么这个组织堕落的速度就要多快有多快，很快就被保守主义拉下水了。
所以这种制度必须依靠政府产业政策的前瞻性指导工作，日本战后产业政策一度非常成功，但是到70年代后期就不行了，因为过去是在追赶阶段，有别人的发展经验做参考，该怎么做，该注重的是什么都有数，但是现在处于领先阶段，下一步怎么走，需要很高的智慧，还需要一些运气。所以这种制度开始容易，但是越往后走越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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